一汽-大众副总落马 山东金宝利涉嫌向其行贿

新浪财经讯
近日,裁判文书网显示,步步高运营中心市场部一经理,在其分管广告业务外包的过程中收受他人广告款返点,以及与他人合作垄断门店广告业务排挤原有业务承揽者,收取高额利润分成,6年时间内共收受财物近50万元。  2008年5月至2009年12月,黄某某担任步步高某店企划经理期间,在其分管的广告业务外包中按每单广告结算款10%的比例,先后10次收受广告供应商阳某的广告制作回扣费,累计5.25万元。  2009年4月至2014年9月期间,黄某在立人步步高某点企划经理和运营中心市场部经理的过程中,同样在其分管的广告业务外包中,按每单广告结算款10%的比例,先后18次收受广告供应商彭某1的广告制作回扣费,累计8.35万元。  2011年3月,从步步高某店辞职的彭某2、张某2为从步步高某店承包到广告业务,找到时任步步高某店负责广告业务黄某某,要求黄某某将该店广告业务交给他们二人承包,并承诺按承包到的步步高广告业务利润的三分之一给黄某某分红,高于行业规则5%-10%的标准,为此三人签订了不对外公开的所谓“合伙协议”。  协议签订后,黄某某又安排彭某2、张某2持高某的身份资料到工商部门注册成立了怀化某广告科技有限公司,黄某某、高某没有作任何出资,彭某2、张某2负责出资和公司日常经营管理。  黄某某利用职务便利,将该店原广告业务承包商阳某等人挤走,交由彭某2和张某2承包,业务量金额达422.02万元。为感谢黄某某的关照,2011年11月至2014年12月期间,彭某2和张某2二人使用共21次转账送给黄某某35.86万元。彭某2、张某2证词显示,由黄某某引进的步步高广告业务量金额达400多万。  阳某在证词中表示,自己于2008年4月接受步步高某店的室内广告业务,彼时企划经理刚换成黄某某,为了是步步高某点的广告业务越做越大,2008年开始自己给黄某某饭店。但从2009年10月开始,黄某某告诉阳某有新的老板接了室内广告业务,所以被迫离开。  彭某1在证词中表示,自己自2009年年初找到黄某某希望其关照业务并给与返点,2012年下半年开始,黄某某就很少给他业务作了,到了2013年10月发现了黄某某与他人的合作,迫于无奈便退出了。  步步高广告业务外包的流程显示,先由企划经理确定广告供应商并代表步步高门店每年向集团事业部市场部报备审批,事业部审核后由企划经理对制作过程和质量进行监督验收,报账时先由企划经理初审签字,再由保安、楼层经理、店总经理签字确认,最后由财务经理审核签名并把广告结算款打到供应商指定的银行账户。  法院审理后认为,黄某某作为公司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数额较大,其行为已构成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案发后,黄某某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主动退缴违法所得10万元。法院依法判处黄某某游戏图形2年6个月,缓刑3年,违法所得49.46万元依法予以追缴,上缴国库。(新浪财经上市公司研究院恢恢)

一汽-大众销售公司原执行副总经理石涛因收受巨额贿赂被吉林省白山市中院一审判处无期徒刑。其被认定受贿48笔,受贿金额达到3303万元,另有2674万元财产来源不明。

【张德元受贿案(《刑事审判参考》指导案例第38号)裁判摘要:对受贿犯罪分子适用刑罚时,应综合考虑受贿数额的大小、受贿情节的轻重、给国家造成的损失以及是否具有法定的从轻、从重处罚的情节等几方面的问题。】

随着一汽-大众原副总经理石涛落马,一大批行贿名单随之浮出水面,山东金宝利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赫然在列。

对受贿犯罪分子应如何适用刑罚?——张德元受贿案【38号】-《刑事审判参考》总第5辑

判决书显示,石涛利用担任一汽-大众销售有限责任公司辽鲁区域销售经理、服务中心科长等职务便利,为有关单位在取得一汽-大众品牌汽车特许经销商资质、拓展一汽-大众品牌汽车销售网络、承接一汽-大众销售公司广告业务等事项上谋取利益。

一、基本案情

收受贿赂金额巨大 共计3033余万元

检察院以张德元犯受贿罪,向法院提起公诉。

从1998年至2013年6月间,石涛先后多次收受48家公司财物,同时,石涛在多家行业关联公司拥有股份和干股。受贿款额折合人民币3033万余元。最多的一笔行贿额是北京麦威信息咨询有限公司董事长为石涛支付房款、购房费高达486万余元,最少的行贿额为航美传媒集团一名华北区副总经理的15万。

法院经公开审理查明:1991年底至1994年9月期间,张利用其担任中共湖南省国信公司党委书记、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的职务便利,收受及指使、纵容其养子张晓丹、其妻邹建萍收受公司下属和客户的财物,为对方谋取利益。收受的财物总计折合2208900元。其中,张德元指使张晓丹收受下属珠海公司经理卢某某为感谢其重用、提拔及在业务上的关照而送给的珠海澳洲山庄别墅一栋,价值143.75万港元;收受下属房地产公司经理张某某为张德元同意其辞去公职并在工作移交中满足其意愿而送给的40万港元;收受港商吴某为求得张支持、关照而送给的30万港元。在到深圳出差和到香港旅游期间,被告人纵容随行的邹建萍收受张某4万港元;收受卢某10万港元。被告人在与马来西亚商人张某洽谈业务过程中,应张某的要求,签署一系列文件,出卖国信公司的利益,收受张某12万马来西亚林吉特;在帮助港商黄某推销深圳的”福建大厦”4层写字楼,使黄等人获取中介费216万元期间,先后收受黄某某现金8万港元和价值1.6万港元的摩托车一辆;在洽谈开发深圳”威龙工业城”项目过程中,收受合作方邓某5万元,在国信公司将合资成立的惠州富绅服装实业有限公司交合资方陈x林、陈兄弟承包经营后,经张德元同意减交了陈兄弟应交的利润25.5万元,免交了应交的违约金141万元,张先后在香港收受港商陈x林送给的现金16万港元q上述收受的钱物,除别墅和摩托车外,大部分由张晓丹用于长沙市烈土公园”水上乐园”项目投资,部分由邹建萍在深圳市存入银行,案发后,已被检察机关追缴。

广告公司行贿金额占比6成

法院认为:张德元身为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之便,先后收受和通过张晓丹、邹建萍收受钱、物,为他人谋取利益,其行为构成受贿罪。受贿数额特别巨大,又给国家和单位造成重大经济损失,且系主犯,虽然赃款已全部追回,亦应依法严惩。依照《刑法》第12条第一款、第385条、第386条、第383条第一款第(一)项、第25条、第26条第一款、第四款、第57条的规定,判决如下:张德元犯受贿罪,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财产20万元。侦查机关查获的赃款子以没收;违法所得予以追缴,均上缴国库。

石涛的行贿对象分为两类:广告公司和汽车贸易公司。在48人行贿名单中,共有15家广告公司向其行贿,行贿金额占比60%以上。

一审宣判后。被告人及其辩护人以接受黄等人的财物是受礼、受赠或接受资助,没有利用职务之便为他人谋利,不属受贿,张的证词不具有法律效力,一审认定收受张12万马来西亚林吉特的事实失实;对珠海澳洲山庄别墅没有收受的故意为主要理由提出上诉。

澳门新莆京娱乐app,判决书显示:2010年12月,石涛通过转账,收受了北京东方仁德广告有限公司50万元行贿款。2011年10月31日,石涛将50万退回了东方仁德公司,并多退了5000元利息。这笔钱又被石涛此后以现金形式要了回去。之后的2011年6月,石涛要求东方仁德公司一名出资人,向他表弟的账户内打入999999元,但2012年12月,一汽-大众销售公司被审计,因此退回了本息1061499元,不久后,石涛让他妹妹又要回了现金。

湖南高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在国信公司及其下属公司与黄等人的经济往来中,违反国家规定收受对方财物,归个人所有,并利用其主持公司经营管理的职务之便接受办理对方请托事项,为对方谋利,应以受贿论处;关于收受澳洲山庄别墅的主观故意问题,卢某某、张晓丹均证实,房产证办到张晓丹名下是张德元的授意,且有邹建萍、张某某的证言相印证,其收受的主观故意明显;关于收受张某某12万马来西亚林吉特,由于通过特殊手段取得的与张某某的谈话笔录,不具有法律规定的证据效力,又无其他证据支持,故认定收受张某某贿赂的证据不充分,不予认定。张德元利用职务之便收受他人财物折合194.1546万余元,为他人谋取利益,其行为构成受贿罪。受贿数额特别巨大,危害特别严重,系本案主犯,依法应予严惩。依照《刑事诉讼法》第189条第(一)项和《刑法》第12条第一款、第385条、第386条、第383条第一款第(一)项、第25条第一款、第26条第一款、第四款、第57条第一款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长沙中院(1996)长中刑初字第261号以受贿罪判处上诉人张德元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财产20万元的刑事判决。

根据这份白山刑二初字第5号判决书,涉案的广告、公关公司有十多家,东方仁德不过是其中之一。作为一汽-大众销售公司的全案代理公司,在2011年年初,印纪影视娱乐传媒有限公司行贿石涛100万元。一汽-大众销售公司与印纪影视娱乐传媒有限公司自2009年起便有广告业务往来。2011年签署进行高尔夫、速腾、CC车型广告业务项目代理合同,费用为1950万元。

湖南高院依法将该案报请最高法院核准。

2012年1月至2013年6月,石涛在担任一汽-大众销售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期间,收受北京雪润广告有限公司人民币220万元。此外,2011年8月在贵阳市参加汽车销售首脑峰会期间,雪润公司总经理主动提出送给石涛公司15%的股份。判决书显示,2013年6月,石涛询问雪润广告公司的营业额和业务量,在明白是石涛在向我要当年公司的盈利款后,石涛收到了120万现金。雪润广告的官网信息显示:2006年,雪润传播正式签约一汽-大众,成为一汽-大众服务费制供应商。

最高法院经复核认为:被告人身为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自己收受或纵容、指使其养子张晓丹、其妻邹建萍收受公司下属和客户的财物,折合194万余元,为对方谋取利益,其行为已构成受贿罪。受贿数额特别巨大,使国家遭受重大经济损失,犯罪情节特别严重。二审判决认定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一、二审判决定罪准确,量刑适当,审判程序合法。依照《刑事诉讼法》第199条和《最高法院关于执行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285条第(一)项的规定,裁定如下:核准湖南高院(1997)湘刑二终字第15号维持一审以受贿罪判处被告人张德元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财产20万元的刑事判决。

北京大关展创展览展示有限公司主要业务为一汽奥迪
、一汽-大众等品牌汽车展的展台制作和搭建。相关证人证言显示,2010年下半年,我们在一汽-大众品牌展台制作和搭建方面的份额减少50%,先后在2011年和2012年春节共行贿石涛60万后,一汽-大众品牌展台制作和搭建虽然有其他公司的介入,但我们公司的份额再没有减少。

二、主要问题

行贿50万的深圳市华语传媒营运管理有限公司提供的业务数据统计表则显示,该公司2008年至2013年与一汽-大众销售公司存在大量广告业务往来,签约额达1327.6万。

对受贿犯罪分子适用刑罚应注意哪些问题?

这些公司均为承揽一汽-大众销售公司广告和产品推广业务而来。最少的行贿额为航美传媒集团一名华北区副总经理的15万,而四川分时广告传媒有限公司则行贿了385万。此外,还有长春吉广传媒、安瑞索思恺润、沃捷文化传媒、长春原创同盟广告、深圳市华语传媒、航美传媒、青岛春雨阳光广告等公司的名称赫然在册。这些公司所承揽的业务早已被叫停据《新京报》报道,2014年11月4日,一汽-大众内部下发文件,即日起取消北京海辰恒业传媒广告公司等19家广告、公关类公司的一汽-大众供应商资格,停止一切尚未启动的业务。

三、裁判理由

这份内部文件显示,根据中央第十三巡视组和中国第一汽车集团公司相关案件调查情况的反馈,海辰恒业等19家供应商在与一汽-大众合作过程中,存在违纪违法行为,扰乱了一汽-大众正常经营管理秩序,严重损害了一汽-大众形象。文件中所提及的海辰恒业,是一汽-大众销售公司产品宣传、危机公关业务提供商,被认定行贿石涛50万元。

受贿罪是指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他人财物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行为。关于受贿罪的处罚,刑法第386条规定:”对于犯受贿罪的,根据受贿所得救额及情节依照刑法第383条的规定处罚。”刑法第383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个人贪污数额在十万元以上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可以并处没收财产,情节特别严重的,处死刑,并处没收财产。”

此次被取消供应商资格的19家公司遍布北京、上海、深圳、广州、辽宁、四川等地,主要为公关、广告、传媒、展览展示公司。有业内人士透露,被取消供应商资格的公司中,一些公司为一汽-大众垫付了上千万元款项尚未结账,为缓解资金压力,已经开始裁员。

刑法条款对受贿罪的处罚标准规定得相当清楚,即个人受贿数额在10万元以上的,即可判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情节特别严重的,处死刑。但是,对于贪污罪犯与受贿罪犯的量刑不能单纯从犯罪所得数额上比较而确定量刑。近年来,存在-些罪犯受贿数额特别巨大,犯罪情节亦特别严重,因为已被迫缴全部赃款而判处较轻刑罚的情况,这与刑法规定的受贿罪没有独立的处罚条款不无关系。我们认为,对受贿罪如何掌握量刑的标准,特别是掌握死刑的标准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根据近年来的审判实践,对于受贿罪的量刑,特别是对死刑的掌握,应根据犯罪的事实、犯罪的性质、情节和对社会的危害程度,全面衡量来决定刑罚,主要应注意以下几个方而的问题:

有分析师指出,汽车行业尤其车企巨头在销售、公关以及广告等部门因涉及到庞大的利益,往往容易滋生腐败等问题。2014年10月29日,中纪委网站明确点明一汽集团对2011年巡视发现问题整改不力,汽车销售、资源配置领域腐败问题多发。建议加强对汽车销售、资源配置等重点领域的监管。对行贿的供应商、经销商、广告商等加大惩处力度。

(一)受贿数额的大小

在一汽集团反腐风暴中落马的,还有一汽-大众奥迪前销售事业部公关总监卢敏捷。有媒体报道称,卢敏捷被调查恐与芮成钢案件相关。一汽奥迪在达沃斯论坛期间的活动连续几年都由芮成钢作为合伙人的北京帕格索斯公关顾问有限公司承办。目前,帕格索斯的创办人曹刚,正在配合有关部门调查。据一汽集团内部人士的说法,2013年,仅一汽-大众广告投放费用就约45亿元,其中存在极大的灰色空间。

受贿数额客观地反映了案件事实,同时也反映被告人主观恶性的大小,它是体现犯罪情节的一个重要方面。受贿数额大,反映被告入主观恶性深,社会危害大,量刑时就应判处较重刑罚。受贿数额小,一般情况下反映主观恶性及社会危害较小,量刑时应判处较轻刑罚。刑法规定受贿5万元不满10万元的,处5年以上有期徒刑;受贿10万元以上的应当判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就反映了受贿数额与刑罚之间的关系。被告人张德元受贿数额194万余元,如果不具有其他情节,显然应当在10年有期徒刑以上这一法定刑幅度内予以惩处。

另案处理怎样理解?

(二)受贿情节的轻重

收受贿赂的,无疑将得到惩罚,那么行贿的广告、公关公司,将会怎样处理呢?这里涉及到行贿罪和单位行贿罪的概念。

受贿数额的大小是受贿情节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并不是全部情节。被告人在受贿中的具体表现,有无索贿以及其他一些相关的情节,也是表现之一。被告人张德元没有索贿的情节,但从其受贿的细节看其情节是比较恶劣的。张某某、吴某某答应给他贿赂后,他不在国内收受,而是让他养子张晓丹到香港收受张晓丹到香港找到张某某、吴某某,直接说明来意,向对方要钱。卢某某送给他房子,他不敢以自己的名义要,而让卢某某将房产证办到张晓丹名下。从这些情况可以看出,被告人张德元受贿的手段更狡猾,方法更隐蔽。

《刑法》第三百八十九条规定:为谋取不正当利益,给予国家工作人员以财物的,是行贿罪。在经济往来中,违反国家规定,给予国家工作人员以财物,数额较大的,或者违反国家规定,给予国家工作人员以各种名义的回扣、手续费的,以行贿论处。同时又规定了因被勒索给予国家工作人员以财物,没有获得不正当利益的,不是行贿。

(三)给国家造成的损失

而《刑法》第三百九十三条,则指出,单位行贿罪是单位为谋取不正当利益而行贿,或者违反国家规定,给予国家工作人员以回扣、手续费,并规定本罪在主观方面表现为直接故意。

给国家造成损失的大小,是受贿情节的一个重要方面,因此,也是决定刑罚的一个重要的因素。特别是因受贿而给国家造成的经济损失有时往往要大于贪污犯罪,这也是我们认为受贿犯罪数额不能简单与贪污数额比较而确定刑罚的重要原因。被告人张德元为了个人的利益,置国家、单位利益于不顾,犯罪情节特别严重。例如,他先后收受港商陈x林16万元港币,应陈x林的要求同意减交了陈x林兄弟应交给国信公司的25.5万元利润,免交了应交的141万元违约金。仅此两项就使回信公司损失166.5万元。特别是在国信公司同陈x林兄弟商谈惠州富绅服装实业有限公司股权转让的谈判中,陈x林兄弟要求在3800万元以下买断股权,谈了几次均未谈成。陈x林找到张德元,私下许诺只要能以3800万元买下股权,可以单独送给张德元100万港元。张德元即拍板以3800万元转让国信公司的股权。从以上情况看,被告人张德元为了个人的私利,把国家利益、公司利益置于一旁,使国家利益遭受重大损失,对这样的犯罪行为,应是我们打击的重点。因此,具体适用刑罚,必须援引刑法第三百八十三条第一款第(一)项中”情节特别严重的,处死刑,并处没收财产”的规定予以处罚。

那么,这些卷入反腐风暴的广告公司,究竟按照行贿罪处理,还是单位行贿罪处理,或者被认定为被勒索的行为来处理,还不得而知。不过可以确定的是,在白山市中院的判决书中,已经注明了,多家广告、公关公司的涉案高层都将另案处理。

(四)是否具有法定的从轻、从重处罚的情节”罪犯是否主犯,认罪态度如何,有无自首、立功表现,也是量刑要掌握的重要方面。从该案情况看,他人之所以送给张德元、张晓丹、邹建萍财物,就是看重张德元手中的权利。张德元也正是利用手中的权利,大肆收受对方的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被告人张德元是该案的主犯。对于主犯,刑法第二十六条第四款规定了处罚原则。结合本案,被告人张德元应对其组织、参与的全部犯罪,包括全部受贿数额,因受贿造成的全部危害后果负责。检察机关开始审查张德元受贿案时,张德元一直拒供,后来检察机关相继掌握了张德元受贿的事实,他才不得不供认,其认罪态度较差。张德元归案以后,虽也检举了他人犯罪线索,但均未被查证属实,被告人张德元不具有立功表现。因此被告人张德元没有法定从轻处罚情节。

附:向石涛贿赂的48家公司负责人名单

据以上分析,最高法院裁定,核准湖南高院以受贿罪判处被告人张德元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财产20万元的刑事判决,是完全正确的,较好地体现了刑法罪刑相适应的基本原则。

——最高人民法院刑事审判第一、二、三、四、五庭主办:《中国刑事审判指导案例》(6),法律出版社2012年版,第155~l5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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